| (此文為蔡平里老師專門介紹田中先生之大作，摘自「田中長三郎先生藏書全集」) | |||||||||||
田中長三郎先生園藝系教授 蔡平里 (Octorber 31, 1998) [ 緣起 ] [ 學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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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緣起 >>自從任職於母系以來，我一直很想寫好兩篇文章，一篇定名為〈橘緣〉，另一篇定名為〈書緣〉。希望藉此深入瞭解一生堅持理想在柑橘學領域開創新境界，研究可利用植物資源而鞠躬盡瘁的一代宗師──台大園藝系的開山祖田中長三郎先生。 田中先生一生，不但對柑橘有深邃的研究，在他歷任的大學裡更是一位廣受學生愛戴、尊重的學者。他的博學、宏偉氣魄，講演時的旁徵博引，誨人不倦的風範，至今令人難忘。加大畢特士教授(W. P. Bitters)稱讚他是「最後的世紀巨人(Tyozaburo Tanaka, Last of the Giants)」，確實是名至實歸。對於喜歡歷史的人，先生也是很好的探究題材。本人有幸忝為先生的末代弟子，更感到這是一項不容推諉的工作。 過去，我曾有兩次執筆的機會。第一次是在田中先生仙逝後不久，《柑橘研究》擬出版第14卷做為先生的追悼記念專輯。當時自忖一年的時光應足夠讓本人蒐集先生有關柑橘所有遺作，閱讀、摘錄而後執筆〈橘緣〉。在系圖書館裡匆匆來去幾趟後，即發現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單是有關柑橘的先生的著作就將近千篇，且分散在很多不同期刊雜誌裡。蒐集不到二成就遇上了暗礁，而後收集資料的過程更充滿不足為外人道的艱辛。因為從先生的文章裡讀到他為了一次演講精讀百餘冊古籍之事，更不敢草率動筆。結果，自然是「時不利兮，筆不逝；筆不逝兮，可奈何？」最後只好找了一個藉口下台階，等找齊了資料再執筆。然而打了退堂鼓後心裡總是很難平衡。 大約十年後，第二次機會出現了。《柑橘研究》第15卷要紀念田中先生百歲冥誕。我構想以〈書緣〉為題目重新蒐集資料，以介紹先生的藏書。前往總圖書館裡的「田中文庫」尋找資料，立即發現這種不務正業的折騰，更是疲乏難堪，想放棄卻又不甘願。不久，田中先生的大弟子，也是日本柑橘界的大護法田中諭一郎先生去世。該卷變更為紀念諭一郎先生的追悼專輯。老實說，我反而如釋重負，至少不必再跟時光競賽而給自己加重心理壓力。 光陰似箭，今年本人已由臺大退休了。不久前突然接到圖書館吳館長的大函云：田中先生為本校圖書館第一任館長。本校圖書館所蒐藏豐富之圖書資料，田中先生具奠基之功。「田中文庫」藏書多為古代至林奈氏以前的植物學古刊本，至為珍貴，且數量甚多，舉世馳名。新圖書館落成後遷館之際，將慶祝創校七十週年紀念，並整編「田中文庫」。其內容涵蓋上述古籍，還包括田中先生手稿、筆記、畫冊等，並出版該文庫目錄和植物圖譜等專書。希望能協助編輯先生著作目錄、蒐集遺作、提供先生年譜、照片，以及先生生平事蹟和藏書相關資料稿等以光篇幅成全為禱。 機會終於又來了，這是第三次，說不定也是最後一次機會了。人真是健忘的動物，前苦早忘，答應了之後，惟有一邊享受回憶，一邊忍耐行筆之煎熬，開始為田中先生立傳。這也許是命中注定吧。意外又接到日本傳真，問我可否在《柑橘研究》第16卷介紹以「田中文庫」為中心的臺大新圖書館的動態。盛情難卻，本人如何能不積極負起介紹田中先生與田中文庫的責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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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匆匆，田中先生逝世至今已二十三個年頭了。 田中先生，名長三郎。明治18(1885)年11月3日生於神戶須磨本町30番地。父太七郎，是大阪船場鉅商，也是一位經濟學者，著有《日本證券市場論》(有斐閣出版，明治43年)。 先生誕生的那一天是天長節，日本舉國正歡欣慶祝明治天皇的生日。當時日本王政復古，明治維新成功。全國人民在聖君之領導下充滿生機，開始推動新時代的歷史巨輪，迎頭趕上歐美列強。為紀念長子出生在天長節，乃取名為長三郎。前二字緣於天長節是三日，前一字「長」和後一字「郎」兼有長子且取字於父名的深一層含意。 田中先生幼時身體羸弱，時常生病。父親走在街上偶而聽到「換一換，換換吧」的聲音，據此得到另請主治醫師的靈感。然後按照新的主治醫師的指示飲用牛乳而得改善體質，終於恢復了健康。所以田中先生按照新人類的話是「喝牛奶長大的」。 小時候田中先生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父親帶他到神戶的花街柳巷裡的遊廓見了伊藤博文。那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時代！爸爸帶小孩上酒家見行政院長，如果是今天在臺灣發生這類事情，免不了會被大眾媒體修理一番。 田中先生誕生的那一年，在日本也是不平凡的一年。日本首採內閣制，天皇不再親政，由內閣總理大臣，也就是相當於我們的行政院長執政，但日本政府是對天皇負責的。伊藤博文獲得天皇高度肯定和期許，也背負了日本全國人民無比的期望，被天皇指定為第一代內閣總理大臣。這在當時也是一件跌破不少眼鏡，令人刮目相看的歷史中大事。德川幕府末期主張攘夷鎖國，薩馬、長州兩藩以尊皇開國對峙。長州志士伊藤俊輔聯絡薩藩對推動維新貢獻不小。然而維新成功後，政權幾乎一再落到薩馬人手裡，長州人雖不甘心也得拜下風。十八年後伊藤博文(俊輔改名)始為長州人吐一口氣，多少有在野黨執政、換人做做看的新氣象，當然是大事一樁。田中先生幼小時能見到大人物，自然是永遠不能忘懷的。我們如果強調歷史因緣，台灣人更不該忘記這歷史事件。因為台灣百餘年的命運可以說在冥冥中就此決定了。十年後，迅速擴張國力的日本，打敗了積弱不振的滿清帝國，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於馬關春帆樓執意索割台灣。當時無天可籲，無主可依的台灣人謀議獨立，以藍地黃虎為旗的台灣民主國旋即成立，並昭告中外。這歷史因緣迄今難解。日本人，尤其是在維新之後出生的明治人，對待天皇敬如神明，同時還有崇拜權威的濃厚的菊花情結。田中先生幼時就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成長。 從世界史的觀點而言，十九世紀顯然是西方侵略東方的世紀。但日本卻能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脫離西方之侵略。日本欲脫離古老亞洲文化，急起直追歐美近代科學文明，藉一個繼世不絕的天皇傳統做為日本民族精神之中心維繫，加上日本人重忠義而輕仁恕，又擅長消化外國文化，再轉化為適合自己文化，所以明治維新後在吸收現代文明能表現出長足之進步。日本能很快走上富強之大道，最重要的是以皇學為體，西學為用，認真實施新教育(西方教育)制度。明治11(1878)年東大駒場農學校(現東大農學院)就已創校，明治14(1881)年頒布小學、中學教育綱領，推行西方教育。因此，田中先生從小學起就接受所謂的新教育，進愛日小學。田中先生幼時居住神戶，神戶是十二世紀時，日本為了與宋朝交易才修築的國際港口。1868年，德川幕府在西歐列強壓力下正式開放通商的港口也是神戶港。因此，神戶市一躍成為日本的重要門戶，在日本一向是個崇尚洋風的國際都市。田中先生的世界、國際等宏觀思維即奠基於此。錢穆先生說：「當前人類在發展文化前途一大課題，即是東方人如何學習西方，而能保留得東方，如何能將東西雙方之文化傳統獲得某種結合而從此有更高的躍進。」錢先生深信日本人在此方面，正有其莫大之任務和使命感。這是一個複雜的文化命題，也是多年來始終是爭論的焦點。我認為從田中先生九十年的一生在崇高的學術聲望背後，不管在治植物學史、柑橘分類學、或植物資源利用學等追求純正學問的意趣上，都能窺見上述東西文化融合而躍進的結晶。 田中先生在大阪就讀北野中學，這是一所以剛勇風格聞名的學校。先生除以參加短艇隊來加強鍛鍊身體之外，更愛好文學，曾辦同人雜誌，心血來潮時也寫小說，是個典型的文藝少年。先生日後深厚的人文底子，很會寫文章、寫書評，也很會在文章書評中罵人，辦《柑橘研究》、《熱帶園藝》等學術雜誌自己帶頭寫稿，都是這時期陶冶出來的。一流的中學不但能培養學生對科學知識的好奇，亦能提昇其對人文的關懷，同時又倡導運動，讓學生活躍在運動場上，陶冶出真正文武雙全的少年。 田中先生隨後在京都讀第三高等學校(現在京都大學教養學部)。京都三高是日本負有盛名的高等學校，和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齊名，被認為是日本最好的兩所高等學校。昔日，台灣的學子以台北一中、京都三高(或東京一高)、東大(或京大)為目標而勉勵自己者眾多。此校素以自由風氣而聞名，其校訓就是「自由」二字。特別是文科多名師，課程以歷史、文學和哲學為重點，鼓勵學生吸收外國文化和思想。因此，非常重視外國語言之訓練。以田中先生最擅長的法文為例，每週三小時會話、四小時文法和五小時閱讀的功課。難怪先生早期的學術論文都以法文撰寫。當年日本的高等教育尚未受到軍國主義的巨壓，所以先生在充滿理想和希望之下，得以滿足他永無饜足的求知欲。我推測先生精通法、德、俄、義文等應該是這時候修得的。在三高時，先生無法藏匿他在音樂的天份。對樂器發生濃厚的興趣，學習拉小提琴和中音小提琴，很快就表現了他在音樂方面的天資。但為他在學問和文章的名聲所掩，所以知道而稱譽的人不多。據先生說當年西洋古典音樂尚未普及，不像現在隨時有CD、音響等可以接近音樂，體會音樂的第一個方法，就是自己把音符換成樂聲，完成情感交流，因此可看出先生尋求感性和浪漫的一面。先生的音樂才能在年輕時候發揮較多。他在宮崎高農任教時領導該校音樂社團，曾經在宮崎市民活動中心舉行音樂會。甚至當台北帝大教授時候，為慶祝台北高等學校(現在的台灣師範大學)大禮堂竣工的音樂晚會裡，先生被簇擁登上音樂舞台擔任第一小提琴手，滿頭銀髮流露出一種貴族的傲氣配以幾近完美的美妙旋律，給人深刻印象而博得滿堂掌聲。1930年代先生組織室內樂團在北投的別墅裡經常舉行家庭音樂會，讓音樂溢滿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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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立志為日本農業獻身，選擇了東京帝大農科大學(現在東京大學農學部)。據說雙親希望他學商以克紹箕裘。但先生壯志凌雲，選擇走出自己的路。 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會發現生命之流充滿了不確定性，在關鍵性的時刻，往往突然發生很大的變化。田中先生棄商而從農，特別是在東大接受大學教育，可以說決定了田中先生的一生。東大是日本人文薈萃之地，大學以探索真理、傳播知識、培育人才、服務社會為目的。但並非所有大學都有此能耐。試觀歐洲今日之進步，經由文藝復興、宗教革命、近代科學之發明、政經領袖人才之輩出，無一不是有傳統歷史之第一流大學所造就，第一流的大學始能造就第一流的人才。英文亞洲周刊自去年公布亞洲地區大學排行榜。今年的排行榜仍由日本的東大蟬聯榜首。依據本校圖書館製作之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收錄亞太地區排名前十名大學發表的科技類文獻統計顯示，自1990年至1997年，總計東大發表36,392篇科技文獻，領先第二名的京大10,133篇，較之本校的8,364篇多出28,028篇，高達四倍以上。東大儼然是執亞洲高等教育牛耳的最高學府。 其實，東大從創立至今，在日本一直居於領袖群倫的地位，是一座屹立不墜的學術高峰。東大教育是英才教育，稱為孕育日本領導階級的搖籃絕不為過，人文薈萃，在日本現代史上占有極重要地位。田中先生在東大當學生的時候，正是希望藉新教育培養菁英，讓他們帶著新知識推展開創，迅速實現日本的現代化，趕上歐美列強。留學歐洲一流大學歸國名師個個熱心傳授學生專業知識，更啟發學生學習和思考能力，充分發揮傳道、授業、解惑之功能。學生也是一時之選，懷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個個能以挽救民族危機為己任。東大創立不到三十年已能培養出很多青出於藍的人材，田中先生就是其中之佼佼者。 東大學生時代，田中先生可以說是全心投入學習，自我期許甚高，對自己要求更是一絲不茍。不同於臺灣現在的一般大學生，原本渾噩的心到畢業都不得開竅，甚至進了研究所對自己未來仍茫然不知思考，從不思索自己生命的本質，連暫時的人生目標都沒有，可悲之至。 田中先生能在自己的生命中尋得深具意義、樂為志業的大道。可從大二時因病歸家休養，仍然從事牽牛花之遺傳研究窺得一斑。此病對先生並未構成什麼人生障礙，反而因禍得福，讓先生在遺傳學上力求長進學習，更藉此機會蒐集不少日本牽牛花相關資料，為日後藏書走出了小小的第一步。那時候，日本風行牽牛花的栽培和育種改良。先生對牽牛花的遺傳充滿極度的好奇，在家裡兩百多坪庭園種滿牽牛花進行研究工作，加以做什麼都要深入徹底，《牽牛花之研究》、《牽牛花畫報》等期刊都設法從卷首購齊蒐集之外，《牽牛子葉圖譜》、《牽牛花水錦》、《牽牛花•錦之露》、《牽牛花手引草》等書也搜蒐收藏在「田中農業植物學書庫」中。田中先生所走的大學之路，能如此的踏實、豐富、多彩，雖然跟家庭經濟條件比一般人來的充裕、穩定不無相關。但是更重要的是田中先生有一個積極充實自己的熱誠，並努力學習如何成為大學人，不單是堅持理念，而且深思熟慮，孜孜不倦。 最近，我們在整理田中先生藏書時，偶然發現了一冊先生學生時代的筆記本，大約A4版大小，厚達近四百頁的精裝本，藍色書背上標題為「植物病理學」，白井教授講演，打開封面才知道內容是先生珍貴的親手筆記，說起來很慚愧，自己長達十五年的大學和研究所學生時代裡也做了不少的筆記，日後在臺大28年的教學生涯中也看過不少學生的筆記，我可從來沒有看過如此用心和用功的筆記，植物病理學對園藝系學生而言，現在已不列為核心課，不過，以往可是很重要的必修課，先生顯然在做筆記之前已經過充分的規劃，首頁記載課程名稱，用日、英、法、德文書寫，雙開頁的右上角從第1頁編碼到第314頁。左半頁為畫圖或課後補充資料用途，右半頁才是上課筆記，每頁裡都能看到先生學習時之用心和用功所留下痕跡，例如上課抄錯寫漏，事後用紅筆自己訂正，筆記內容分別用各種色筆加註或畫線，或編碼分類，以便複習時自我充實或啟發思考之用。整本筆記從頭到尾記載地一絲不苟，絕不像我們那虎頭蛇尾的常見筆記，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也自覺慚愧。這本筆記充分表現了先生的精益求精的求學精神和努力學習的認真態度。一分耕耘必有一分收穫，上述先生對牽牛花的遺傳研究所下的功夫，日後也表現在他任教於國立上田蠶絲專門學校時所開的遺傳學課程上，第一本用日文著作的遺傳學教科書就是先生以當時授課講義改寫而成的，由東京丸山舍書籍部藏版，於1915年刊行。我就讀於臺大時，于景讓先生授遺傳學，採用田中義𠕇著《遺傳學》第9版(1953年刊行)，那是當時最好的日文版遺傳學書(初版為1934年)。但據上過先生遺傳學的一位信州大學名譽教授的師兄說，其實，先生著的遺傳學書內容遠勝過北大田中義𠕇教授的。當年先生講課時，根本沒有日文版的遺傳學書，田中先生經常帶著二、三冊英、德文的遺傳學書，翻開來就講解，先生自己不另做筆記，所以那一本教科書還是藉助於學生筆記為綱，訂正補充後撰寫而出版的。當時東大的白井光太郎先生極樂意為這樣一個認真的學生指導學士論文研究，指定以柑橘為題材。從此田中先生如同嗅到了他一生想追求的獵物，而至死仍樂此不疲。我想起了亨利•亞當斯之名言，人師對學生的影響何其大，而永不止息。田中先生東大畢業後，自然被白井教授留為助教，並繼學士論文《日本柑橘種類學》之後，完成研究所論文《日本柑橘圖譜》。田中先生的學術生涯可以說從這兩篇論文開始。觀其初試啼聲之作，從序文裡就可以看到先生那高瞻遠矚，直言無諱，不同流俗之筆隨意到風格躍然紙上。首先，先生闡明學農藝之目的，在改進發展日本農業，認為發展農業的最重要工作乃是作物種類之改良。繼之，道破日本農業，其中特別是園藝產業之缺點為重技藝而輕科學。任何一門科學之發展皆經由一定路徑而進展。日本之園藝要完成其科學化，不能省略其系統發展的個體演化順序。直言之，歐洲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園藝學者最大貢獻乃完成《果物圖說》。因此，日本的園藝也要仿效十八世紀的歐洲。所以先生窺探植物記載學，並藉此以日本柑橘種類為材料，整編一套記載泛論而完成其學士論文《日本柑橘種類學》。隨後，《農業大辭典》中柑橘項委託先生執筆。先生借此機會校訂分類方式，同時繼續完成釋名和記說之各論部分。又得東大農學研究室委託製造日本柑橘圖譜，由先生從產地收集標本，復得畫家渡邊軔之協助而繪製，合計有七十四圖。《日本柑橘圖譜》完成於1911年，從拉丁文副題可知包括台灣產柑橘在內。果然，在目錄中發現桶柑、雪柑、椪柑、虎頭柑、白柚、斗柚、椪橘等七種，不知何以漏列麻豆文旦、蜜柑和宜蘭金柑，也許正如序例文末所言：「本圖譜祇是一個開始而非結局」，除希望有人繼承之外，也為自己保存萬里前程。翻閱圖譜中文旦之總記項處，先生記述參照拙著《日本柑橘名實考》，可知先生另有此大作，但先生論文著書目錄裡迄今未收編該文有待查考補實，順筆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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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國立上田蠶絲專門學校(現在信州大學纖維學院)創立，校長針塚長太郎聘請年輕有為之東大畢業者任該校講師，田中先生赴任講授植物學、栽桑學和遺傳學。田中先生在教學上的成就，可以說從年紀很輕的時候就已很可觀了。讀書廣博，識見高超，對於學術思想的抱負和見解，在他第一次任教時就已表現無遺了。我可以想像得到他授課時抱著統計遺傳學家W. Johannsen或以突然變異學說而聞名的Huge de Vries著的德文原版書，翻開來就剝絲抽繭般講解，將學生漸引入內中深境的英姿。先生授課一向都是如此的。 白井教授可謂今之善相馬者，他不僅發現了自家的千里駒，更重要的是一再給予先生表現潛能的機會，例如留為東大助教、推薦為專校講師等。不久，田中先生又獲得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遇上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貴人施文氏(Swingle, Walter Tennyson)。這是白井教授特別安排的一次考驗，而田中先生不但不辱使命，更緊緊捉住這機會而成長為龍駒。 1912年，美國佛州發生了柑橘潰瘍病，其嚴重性不次於最近在台灣發生的豬口蹄疫。潰瘍病現在已知是亞洲熱帶原產的疫病，不過當年還不知道。文獻記載日本的柑橘在1899年曾經發生此病。美國農業部也很快就查出該病是經由枳殼砧木隨溫州蜜柑苗侵入的。因此，美國必須要瞭解日本是否為疫病原產地，或是單純的罹病地區，以為決定植物檢疫對策的考量。1914年，施文氏奉美國農業部的秘密使命以參觀柑橘產業為由來日本調查。施文氏首先在日本興津園藝試驗場附近發現柑橘潰瘍病也相當嚴重，但是在四國松山一帶產地卻殆無病情，僅推測得病原菌可能是藉鐵路交通傳播。由於他對日本柑橘種類或產地實況所知有限，請求白井教授支援。自然，這個重任又落在田中先生的雙肩上。田中先生帶施文氏到日本栽培柑橘種類和品種最多產地之廣島縣因之島，也陪施文氏到過日本栽培柑橘歷史悠久且老樹較多的產地，並做詳細調查。讓施文氏瞭解這些產地都沒有一粒感染潰瘍病果實，確信日本也是被傳染而非該病之原產國。經過此事之後，田中先生深覺科學研究上文獻精密調查之重要，繼續藉由各種期刊雜誌介紹日本植物病理學文獻，讓美國學者有機會充分瞭解日本植物病理學實況。從先生著作目錄裡，可以看到在《微生物學雜誌(Mycologia)》裡以日本的新病原菌為題藉簡訊或譯作方式以英文連續發表十二篇，可知其為國內外科技知識之交流用心良苦。日後，例如甘蔗露菌病、板栗胴枯病發生時，田中先生都自告奮勇負起對外報導疫情之使命，好讓日美雙方的植物檢疫問題在平和裡解決，未釀成國際糾紛和產業界無謂損失。田中先生在大學的病理學課上所下工夫，日本柑橘種類研究上累積的廣泛知識，再加上擅長外國語文，怎能不給施文氏深刻的印象？施文氏歸美前立即邀請田中先生為美國農業部助理研究員(Assistant Researcher, USDA, Washington, D.C.)。施文氏是田中先生譽為二十世紀開創柑橘研究的第一人，從事柑橘和柑橘近緣植物的植物學和分類學研究以及柑橘雜交育種改良工作。這確是如同先生論文序言裡所期待之得在柑橘學界推進一大步的最佳學習和工作機會，千載難逢一會，焉得辭也？1915年秋天，先生隨同施文氏歸國之際第一次訪美，服務於華盛頓美國農業部。在施文氏指導之下，學得世界柑橘類之分類，復得研讀世界柑橘類有關之歐美文獻資料和古籍，從事美國的溫州蜜柑研究工作前後三年，一直到1918年始歸返日本。最大收穫除師事施文氏之外，先生在工作之餘暇修了一門很特殊的學科──圖書館學。可見先生所蒐集的文獻資料和藏書已經多得必須依賴圖書館學知識來有系統的整裡。田中先生在美國期間使用一顆現在常見的橢圓形橡皮章，沿著橢圓形軌跡，上端從右而左刻著「田中農業植物學書庫」，下端刻有年月日供記載藏書收藏記帳之用。前述白井教授病理學講演筆記，竟是在美國期間精裝，於1917年5月29日記帳列入該文庫第249號收藏的。在美國進修圖書館學時，先生學以致用，為圖書館整理所收藏日本浮世繪。日後，無論在宮崎高等農林學校，九州帝國大學或台北帝國大學任教服務，先生能者多勞，幾乎一力承擔首任圖書館館長職務，游刃有餘，為各校圖書館奠基之功臣。田中先生笑說大學乃學術之宮殿，為表示對學術之尊重，大學裡圖書館館長之地位甚高，僅次於校長而高過三長，所以他是談笑覓封侯。何況圖書館是「別有天地非人間」，蘊藏著無數未經發掘利用的資料，等待揭開神秘面紗。 先生於歸國那年結婚，有趣的是先生成親時與夫人的約法三章，竟是要取得三個博士學位。這要先瞭解當時有為者亦若是的日本的社會現況，常聽到：「燕雀安知鴻鵠志，來日青史傳名時，成如麟角大博士，加官左輔或右弼。」田中先生雄心席捲天下，一口氣保證三個學位。果然，一生中榮獲農學、理學和法學三個博士學位。那年，先生尊翁仙逝，整理家務雜事之後，於1921年帶了師母再度遊學，先赴美再師事施文氏一年又半，爾後遊學英、義、法和瑞典等地半年而歸國。先生之遊學不同於今日台灣常言之留學，先生背離家鄉遠出求學，並非為學位，純正為學問而負笈往訪。例如這次到瑞典，目的在烏布薩拉(Upsala)大學的臘葉館。這裡保存有春堡氏(Carl Peter Thunberg)150年前在日本搜索的珍貴植物標本。春堡氏為林奈氏門下五哲之一，奉林奈氏之命到日本探險的植物學家。田中先生對人類文化史上有關植物之搜索，特別是日本之植物搜索非常重視。曾經在華盛頓議會圖書館調查過相關文獻資料，發現世界第一流的圖書館裡尚無法收藏齊全春氏(田中先生如此稱呼春堡氏)之著作，特別是在《烏布薩拉學士院科學聚誌》和《阿姆斯特丹學士院報告》所刊登論文，更是屬於善本中之稀覯，惟賴親自專程查訪。先生不單是詳細調查150年前曾經生長在日本的這些植物的標本和記載，還逐一攝影留存。想不到十年過後，1933年，田中先生擔任台北帝大附屬圖書館第一任館長時，舉行春氏名著《日本植物誌(Flora Japonica,1784)》出版150週年紀念。先生提供當年所收集春氏之論文、肖像以及上述原本臘葉之照片，和東京科學博物館以及東京帝大理學院得以一比長短為校爭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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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學歸來，先生受聘於國立九州大學擔任園藝學科講師。園藝學科設置於1922年5月，先生對於草創期之該學科貢獻很大。這時期先生以果樹分類為中心研究和講學之外，更積極地從事農業推廣服務工作。先生在九州福岡縣田主丸町設置田中柑橘試驗場做為研究和指導柑農之據點，其緣起甚值得詳細介紹。因為《柑橘研究(Studia Citrologica)》之誕生、柑橘研究會之成立皆可溯源於此。甚至日後能成為日本柑橘界之領導者也在此一舉。1925年，九州舉行了生產策進會。田中先生藉九州大農學院之名，將所蒐集二百餘種之外國柑橘類參展，引起了當地柑農林田隆壽氏對國內柑橘品種改良之興趣和共鳴，自願提供三甲半地給先生設置柑橘試驗場，經由九州大學大工原校長、湯川農學院長、宮崎高等農林學校校長和縣政府協商，正式決定設置田中柑橘試驗場，聘請先生為場長。先生規劃該場為四區：第一區栽種先生蒐集在九州大學前述二百餘種柑橘類做為比較栽植試驗區；第二區栽植美國農業部施文氏雜交育種而成之新品種，同時進行其砧木試驗；第三區做為上述試驗所選拔優良經濟品種之母樹園；第四區為上述優良經濟品種之繁殖用苗圃。先生希望能利用試驗場發現優良柑橘種類，再行繁殖、栽培、瞭解其性狀和最適用砧木等以便推廣而振興日本柑橘產業。試驗範圍包括蒐集世界所有柑橘種類，再進行種類試驗，砧木試驗，經濟栽培試驗，繁殖試驗，栽培管理試驗和農藥試驗等。先生認為今天之柑橘問題不僅是日本一國之農業上的問題，也是全球的柑橘產業問題，必須獲得世界柑橘研究界之領導人物施文氏之協助，才能使田中柑橘試驗場成為國際性的柑橘試驗場，得以和現有柑橘試驗場，包括美國農部試驗場、加州大學Riverside柑橘試驗場、爪哇之Buitenzorg 植物園、菲律賓之Lamao農業試驗場、阿爾及利亞之農業試驗場等聯繫而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先生之理想立即得到施文氏之鼓勵，並答應蒞臨試驗場之開幕典禮。 先生得悉第三次汎太平洋學術會議將在1926年10月30日至11月10日舉行，名譽會長為內閣總理大臣，各大學校長為名譽副會長，將邀請世界知名學者151名，日本學者414名參加，討論太平洋兩岸之學術問題，議題多達53條，其中有8個農學問題。先生為農業部門之幹事之一。該會中以「太平洋兩岸之柑橘栽培」為議題，邀請施文氏主講乃係田中先生策劃的。開會期間先生為施文氏安排參觀日本西南地方之溫州蜜柑產地三週，九州大學、宮崎高等農林、鹿兒島高等農林等學校演講、農會參觀、京都大學圖書館參觀等節目，並全程陪行翻譯。當然，最重要的是10月7日請施文氏蒞臨田中柑橘試驗場參加開幕典禮並講演。可知先生敬重恩師施文氏之一端。先生藉田中柑橘試驗場編輯《柑橘研究》，一年發行二次。同時設置柑橘研究會，訂定柑橘研究會章程，廣招會員。第一批會員名單裡列有當年在東大研究的胡昌熾先生。我相信那時候田中先生絕不知道有一天會在尚未誕生的台北帝大和園藝講座擔任教授，當然胡先生更不可能知道台北帝大會改稱國立台灣大學，改制後成立現在的園藝系，而自己會接田中先生之後而成為園藝系主任，繼續柑橘之研究。難道這祇是歷史之巧合？ 先生日理萬機，身為《柑橘研究》之主筆，介紹日本國內柑橘之研究、國外柑橘科技新知識之外，同時還執筆〈柑橘種類學講義〉和〈柑橘學通俗講話〉之連載，前者是為學院派開講的，後者則是為柑農。先生筆耕之量驚人，當時還在剛創刊之九州帝國大學農學部學藝雜誌上每卷每期發表其重要著作。例如介紹世界主要柑橘種類、檸檬學名、廣東檸檬學名之研究、探討春氏搜索日本之二、三種植物、園藝植物命名規則和柑橘屬之改訂、日本野生柑橘之研究、盤谷無核文旦之研究、介紹植物學者春氏、葡萄柚學名之研究、華盛頓臍橙學名之探討、審批麥可微吉氏(B. B. Marcovitch，蘇聯柑橘分類學家)所稱日本柑子(C. Coji)之是非等。先生筆耕之勤，祇能用筆力縱橫和筆翰如流來形容。先生精力之充沛，確實超過常人，即使在大學榮退之後，仍然常令門下學生愧怍無地，愾然歎息。 1925年，宮崎高等農林學校(現在宮崎大學農學院)創立，先生能者多勞，兼任園藝學科教授，半年在九州大學，半年在宮崎高農，分身有術，除講授專門之柑橘分類學外，又探究經濟植物分類學。先生雖然忙碌異常，卻絕不「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做得過且過之事。他充實講義加強指導學生，創設林奈氏研討會，借用夜間部教室討論，一唱百和，後來也獲得校方認可並提供茶點之類，還出版高崎林奈氏會報。先生在宮崎高農也擔任第一代圖書館館長。翌年，還兼任該縣實業補習學校教員養成所教授，工作之餘，還指導高崎高農管弦樂團，在宮崎市民活動中心表演等已於前述。
[ 緣起 ] [ 學生時代
] [ 帝大高材生 ] [ 結緣恩師 ] [ 田中柑橘試驗場
] [ 受銜教授與遊學 ] [ 新小種主義
] 1927年5月，先生就任台灣總督府台灣高等農林學校教授職。翌月以台灣總督府海外研究生身份做第三次外遊，由門司出航，歷訪歐美各國，1929年2月乘春洋輪回到橫濱。外遊期間，先生被改聘為台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校教授，內定歸國後聘為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教授，擔任熱帶農學第二講座(即園藝學講座)，並兼任附屬圖書館館長等重要職位。其實，田中先生在台北帝大就職後，立即擔任文官考試委員、紀要出版委員、校園規劃委員、熱帶農學會評議委員、編輯委員、摘錄委員等多項要職。 先生這次出國，首先到韓國和大陸東北地方視察農業，經由西伯利亞鐵路到蘇俄首都，再經瑞士蘇黎世(Zurich)、希臘雅典(Athens)，然後乘船到義大利，訪問墨西拿(Messina)之國立柑橘試驗場，越過海峽到對岸之累佐卡拉布里亞(Reggio Calabria)參觀國立柑橘香料試驗場，然後從法國之馬賽(Marseille)到巴黎(Paris)，再到英國劍橋大學研究一年。此行主要目的是在歐洲之各大圖書館和博物館調查蒐集資料。然後轉往美國在紐約、波士頓、華盛頓各停留一個月，並南下到佛州和阿拉巴馬州參觀柑橘產地，最後參觀加州大學河邊(Riverside)分校之柑橘試驗場後，回到台北帝大就新職。先生告訴我們那次受益最多的是倫敦的大英博物館、邱(Kew)之王立植物園、巴黎之自然資源博物館和德國之柏林大學植物博物館這四個地方。尤其是大英博物館中之天然資源館所收藏珍貴資料最為豐富，先生幾乎每天都到該館三樓的植物部門研究室坐擁書城，寢饋其中而遂成大學。不過我們那次談話的重點是在於該館中央大廳之大石雕像──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之故事。先生每次經過都會彎腰行禮，即使是眾人環視之下，仍然鞠躬致敬。先生敬重他的理由有三：第一，是以其莫大私財支援庫克船長(Captain Cooks)為科學探險之幾次航海而發現紐、澳；收購瑞典之林奈氏所有藏書和標本，使倫敦林奈學會成為博物學界之重心；籌建天然資源館於大英博物館；致力充實邱植物園之臘葉館等對博物學界之貢獻殊鉅。第二，為大英博物館圖書館從法國收購「班克享文庫」善本書一萬五千冊，另別館之兩大文庫也是在他手中收藏。田中先生收購潘吉氏(O. Penzig)藏書就是受其感化，希望能在亞洲的一角落也能效法班克斯爵士成立一個小文庫，這就是今天「田中文庫」誕生的最大動機所在。第三，著手紐、澳天然資源之開發利用，對英國增進國富貢獻最多。當然這也成為先生終生致力於植物資源之研究開發的最大原因。這些都能看到先生「有為者亦若是」之努力奮鬥的精神。話說回來，先生在這次外遊中，遍查研究這些地方所收藏之柑橘和其近緣屬之標本和文獻資料，再參考以前在施文氏門下所學柑橘和其近緣屬之分類，以及所研讀柑橘有關萬卷書(田中先生說據此完成一萬多張備忘卡片留存台北帝大園藝教室中，現已不知流落何方，非常可惜)，終於完成了所謂新小種主義的柑橘亞科之新分類系統，博得學界讚賞。1927年，對田中先生而言，確實是最豐收的一年，家裡長子誕生，難怪先生給他取名為「豐三郎」紀念豐收之年。雖說是外遊，其實，先生還是馬不停蹄地到處調查、研究、講演，並發表論文，摘其重要者如下：
上述還沒有包括先生為國內的《柑橘研究》所執筆的學術性著作、科技介紹、經濟報導、柑橘學講座連載、學術性短報、田中柑橘試驗場栽植品種介紹等大量著作。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為學問的苦行僧所走的忙碌路程。我也有11年的留學經驗，但由於動機不純，為文憑也為留而學，所以很慚愧從來沒有那樣的努力過，是不折不扣如字意般的遊學和留學，結果十多年時間就這樣蹉跎過去而一事無成。細看先生的那些講演，使用英、法、德語如母語就已經夠讓人羨慕的。有時連日趕場在不同地點對著不同聽眾講演，先生都不會一魚多吃，每次講演題材皆不同，如優游於無盡的學海中，更是令人望塵莫及。突然想起一些自稱名嘴的學人，一套幻燈片可以換湯不換藥如江湖賣膏藥似的招搖撞騙，豈不該自慚。 先生非常重視國外有用植物資源之引進，經常寄回提供田中柑橘試驗場試植。例如從德國慕尼黑(Munchen)寄來番茄、扁蒲、南瓜、蘿蔔、胡蘿蔔、蒲芹蘿蔔、菊牛蒡等種子，自英國也寄來很多松柏屬種子，例如Pinus canariensis、P. laricio coricana、P. lalupensis、P. maritima、P. Thunbergii、P. pinea、P. densiflora、Cupressus lansiana、C. macrocarpa；雲杉屬種子例如Picea sitchensis；側柏屬種子例如Thuja giganta；落葉松屬種子例如Larix leptolepsis、L. europae；黃杉屬種子例如Pseudotsuga douglasii；從美國阿拉巴馬州寄回美洲胡桃品種例如「Money maker」、「Curtis」、「Stuart」、「More」、「Schley」和「Kenedy」六種；自瑞典哥本哈根(Copenhagen)也寄了非常珍貴的中國四川的紅實漆種子。寄回的種子皆詳記拉丁學名或正確品種名稱，非常嚴謹。 這次外遊中最大的收穫應該是訪問加州大學河邊柑橘試驗場時，該場為田中先生對柑橘分類所做的貢獻，特別舉行了第二次貴賓記念植樹典禮，由恩師施文氏贈送一株日本的川野早生溫州蜜柑樹，請田中先生定植在場內並照相留存。李德(Reed)代場長宣讀施文氏賀電，摘要如下：「我們非常感念田中教授對柑橘界的積極且高效率的工作所帶來的貢獻。田中教授在日美兩國繼續進行中的有關溫州蜜柑完整的研究，以及包括很多有價值的經濟品種的柑橘種類之研究成果，從觀念上給我們帶來根本的革命，在引進栽培植物的研究上樹立新紀元，田中先生之研究方法值得我們追隨學習，更深信其來日之偉大成就！」田中先生能得世界柑橘學術界之最高權威者恩師施文氏之如此稱讚可不是容易的。因為先生敢於拋開一般學派的門閥之見，公然主張小種主義挑戰施文氏之大種主義，心裡還是念茲在茲，現在可以心領神會恩師之心意。田中先生很在意施文氏不僅沒有放棄大種主義的柑橘分類理念，還留下一句相當嚴重的話，即柑橘的分類交給田中教授可能製造無限的柑橘種類。因此，必須研發出一套經得起考驗的柑橘分類系統讓恩師批判。施文氏和先生之關係，亦師亦友，雖然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斷其聯繫，但戰後很快又獲得聯絡，終其一生之交誼成為柑橘界之美談。施文氏1871年生，逝世於1952年，係農業植物學家，對柑橘育種改良貢獻甚鉅，田中先生譽之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柑橘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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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類是一個大家族。不過，在分類學上的新小種主義分類系統是由田中先生創新猷的。雖然曾經有不少爭論，無疑的，先生是正確的。先生樹立他的新小種主義的分類系統的重大里程碑，標明了和過去大種主義的分類方法的告別，先生為柑橘類打開一扇通往全新科學時代的合理的分類系統，這是智慧的高度挑戰，唯有先生才能化難為易而完成。因為祇有先生具備「從源溯流」，再「從流溯源」的天大本事。澳洲大陸沒有柑橘類的分布，所以科學上推測柑橘是在中生代白堊紀之後出現的。換言之，距今二千萬年至三千萬年前之第三紀中期誕生在地球上，可謂源遠流長。田中先生即在實地探查中國大陸和印度等地，發現印度阿薩密為中心地域，布拉馬普得拉河流域到喜馬拉雅山麓之間，還有很多柑橘原種的野生分布，認為那兒是柑橘的原產地，然後傳播到世界各地，諸如向東北入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南經中南半島、馬來西亞而東印度群島；西越沙漠至西南亞、中東，再分布到地中海沿岸；更從舊大陸傳入新大陸，分布到全世界。田中先生考諸東西方古籍，認為中國栽培柑橘歷史最早，發源於夏商，距今四千年以上。周秦時視為珍品，栽培漸盛。今天的植物學、植物分類學等科學起源於西方歐洲。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門生緹奧夫拉斯塔著有《植物史觀》，參加亞歷山大帝的東征，研究過波斯、米底亞地方的植物，發現了香櫞，今天被稱為植物學和柑橘學的始祖。古代西方植物學者由於罕見柑橘類所造成的無知，以及牽涉希臘神話的浪漫，在柑橘類的命名和分類上造成了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著名的亞里斯多德被譽為生物分類學的鼻祖，但未見過柑橘類，自然無從分類起。歐洲人在展開海外探險，發現新航路，到達東方後才增加認識柑橘類的機會，累積其相關知識。西方最早之柑橘學之集大成者G. B. Ferrarius(1584~1633)在其名著《Hesperides》四卷裡不過記載柑橘類22種，林奈氏以後才出版《柑橘論》的G. Gallesio(1772~1839)也僅記載21種柑橘類。創立「二名法」的林奈氏(Carl Linnaeus, 1707~1778)在其名著《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e)》第一版中，整理以往研究者所記述之柑橘種類，再加以分類，記載香櫞5變種3異品，檸檬4變種5異品，酸橙6變種7異品，甜橙8變種3異品。換言之，十八世紀以後之柑橘學通觀其大勢，其傳統觀念認為柑橘之正種極為少數，將雜多柑橘栽培種類在分類學上隸屬在少數正種中，造成不合理的大種主義。林奈氏就是大種分類的始作俑者。他將柑橘分為有翼葉種、無翼葉種，另分枳殼一種。整個十九世紀，柑橘分類學完全籠罩在這些大前輩的陰影下，所受束縛之重，為其他學科無法相比。包括施文氏也無法脫離。雖然，林奈氏之門生春氏在日本發現金柑，新增加一種，春氏之門生P. Osbeck在廣東發現甜橙、柚、廣東檸檬分別命名為新種，荷蘭的N. L. Burmann認為香櫞和檸檬應該分離而各成為一種，蘇俄的A. Von Bunge在北京發現四季橘另立為新種。新種漸增，西班牙的M. Blanco、荷蘭的K. L. Blume、J. K. Hasskarl、J. E. Teijsmann等開始主張柑橘為多種。然而英國學者依然主張保守的大種主義，甚至有強力否定柑橘多種說之學者。施文氏集世界柑橘於一園，以雜交育成新種，企圖藉此改良柑橘栽培種類。他由雜交育種之經驗確信現存很多柑橘乃係雜種，認為另給學名而命名雜種是沒有意義，所以認為園藝學者宜採取保守主義。田中先生從野生種之發現和設定園藝種之立場，反對限制種數而不合理的合併在他種的大種主義，藉著在文獻上從源溯流，遍翻林奈氏以前的古籍一直到當前所有柑橘種類有關文獻資料，又一再調查世界各博物館、植物園的臘葉館裡的柑橘標本，更加上實地踏查世界各地現存柑橘種類，從流溯源且嚴謹推理，終得完成了全球的學者們都認為滿意的分類方式，俗稱「新小種主義的柑橘命名分類」，發表在Engler和Prantl共著之《植物全科總覽(Die naturlichen Pflanzenfamilien ed.2, Bd. 19a, 1931)》，這堪稱柑橘分類學史上的里程碑，實不負施文氏賀電中最後之期待。這是台北帝大園藝學教室之成就，也是繼承的台灣大學園藝系應該引為光榮的歷史成果。根據先生最後一篇題為〈柑橘分類之推論〉之論文，其中列舉柑橘種類為165種，並且逐一明記其學名。如果和施文氏所認定之16種比較，新小種主義和大種主義之不同分類法差異非常大。先生認為尚未完整，例如應該還有國內外栽培之不詳明種類有待調查，以日本國內所新發現朝鮮代代、大鳴門、瑞松柚三個新種而言，先生僅完成其種之記述(Description)，來不及決定其分類學上之位置就逝世，留給後人解決。田中先生非常瞭解柑橘種類發現的偉大時代已經結束，再來的研究不可能產生偉大的發現和成果，僅能獲得很少收穫，他不願意看到門徒們為此勞碌。因此，大阪府立大學榮退時，不再保存柑橘研究室，交給緒方副教授創設園藝利用研究室。得意門生池田君則推薦到東大博士班進修新科技。田中先生的柑橘分類的史詩時代就此結束，然而一個時代的結束，表示另一個新時代即將產生。池田君現任東京農大柑橘研究室教授，開展輻射線育種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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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中，田中先生是一個玩弄現代科學魔法的文字癡。今天，這個資訊爆炸得令人焦慮的二十世紀末，文字癡可能是製造混亂或垃圾而難討人喜歡。然而在這世紀初，人類還僅使用文字溝通，還祇利用遊輪或火車環遊世界的年代，像田中先生那樣每次出國開會發表科學論文，調查資料或參觀當地的農業研究機構，總是不忘把握機會將他的海外見聞，以客觀、理性、冷靜的觀察分析，運用他獨特的文字藝術讓自己的生命能量藉其神來之筆，飛翔在國內讀者的腦海裡，確實是文學和科學的力量結合的極致表現，絕對是炫麗而令人感動的。當然，英雄也得有用武之地。1926年，《農業及園藝》創刊，這份至今仍是日本第一流的農業綜合學術性月刊，其創刊號卷首就刊登了田中先生所提供的中國溫州蜜橘和日本溫州蜜柑的比較照片。其中的「海外記事欄」似乎就是為田中先生而設立的。諸如〈蘇俄極東地帶的農業研究〉、〈中國東北地方之果樹〉、〈英國之果樹研究〉、〈第五屆國際遺傳會議見聞〉、〈對國際園藝會議之兩項提案〉、〈瑞士、奧地利之果樹研究〉、〈荷蘭之園藝研究機構〉、〈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之農業研究〉、〈英國之農業問題〉、〈美國之園藝問題〉、〈美國經濟植物之傳播〉、〈海外通訊〉、〈印度之旅〉、〈熱帶亞洲之植物資源〉、〈北美洲之農業和園藝〉等，在那孫大聖飛不出如來佛的掌心一般窩在台大系圖書館裡的大學生年代，那些都是引人神遊的好地方。尤其難得的是先生在文後往往附有一張親筆簽名的相片，相片旁總有簡短而非常感性的文字。例如署明1927年9月20日於維也納，Schonbrun，佇立在Siebold氏紀念碑旁的先生的相片，有短文如下：「維也納舉行的國際園藝學會已閉幕，途經慕尼黑、吐利喜洛杉等地轉抵此地。爾後，將如同朝聖者巡迴聖跡般朝拜各地臘葉館，並在所有柑橘亞科的臘葉標本上逐一留下自己的鑑定卡。這是向前人研究者所採集珍貴臘葉標本致最高敬意，同時也借此難得機會將自己靈魂也永久刻印留存於地球上。我已在慕尼黑觸摸到百餘年前Siebold先生在日本採集得植物臘葉標本，令人感覺非常興奮，想到下次在荷蘭的來丁還有機會再見到先生的經典臘葉標本就充滿無限喜悅。在維也納也很高興能看到田中芳男所留存物。不久，打算重遊伊藤圭介、水谷豐文二位先生遊學舊地。田中生」。 田中先生是一位謙卑的學者，非常尊敬對植物學的發展有貢獻的先人。Siebold氏是介紹日本的植物到歐洲植物界的三個巨人──Kampfer，Thunberg和Siebold之一，田中先生尊之如神明，不久前在長崎紀念他的訪日百週年為之立像，還指定其故居為日本的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加以永久保存。因此，田中先生就任台北帝大教授，在「台灣日日新聞」﹝今之「新生報」前身﹞所主辦學術講演就是以「文化史上之植物探索對於富國和美化鄉土之影響」為題介紹上述三位植物學者，講演全文並在該報上連載四日。從這些可以想像得到先生能在Siebold氏所採集植物臘葉標本上留下親筆簽署之鑑定卡之興奮和喜悅，的確，二位先哲已不在人世間，然而他們所遺留的這些經典臘葉將永存在這世界的一角落，並列印在後人心中。 也許有人會質疑：迢迢千里跑到歐洲，為了精查幾片枯黃的臘葉，到底對研究有何助益？大多數從事植物研究工作的學者不否認植物臘葉標本對植物學發展之貢獻。然而真正能欣賞臘葉之美者卻不多，反而抱持敬而遠之的態度。不信，試問當年田中先生傾其十多年的歲月，賴其堅信「留存臘葉標本是研究者對學術所付出之美德」，所採集製作而保存，再和國外交換而收藏在台北帝大園藝學教室中的二萬多國外植物臘葉標本如今流落何方？ 田中先生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是柑橘的純植物學的問題。因此，以柑橘為題材從事學士論文研究時，即發現日本柑橘種類問題很多，單純的，例如柑橘種類或品種間的同物異名或異物同名的問題，其次，無非是「日本到底有多少種柑橘？」這樣一個看來簡單的問題。從植物分類學的立場而言，東方的主要柑橘種類皆由西方人所發現且所命名。發現和命名最重視優先權，發現的依據，博物館學派的學者堅持植物臘葉標本才是唯一的證據。所以，過去的植物學者不斷地採集植物製成臘葉標本，加以命名、記載做為新種發現的依據，然後再藉此進行系統分類的研究。這些臘葉標本分散在歐美博物館、圖書館或植物園中的臘葉館（Herbarium）中，清查目錄都有困難，檢視臘葉標本更是困難重重。但是柑橘種類學上最基本的研究步驟，就是藉著檢視整理上述過去的臘葉標本和記錄，始能繼往開來。林奈創立了「二名法」，賦與每一物種一個單獨的由屬名和種名兩部分組成以拉丁文拼成的學名，獲得歐洲學者的認同和採用，迄今仍被生物學界所奉行不渝。換言之，有志於柑橘種類之純植物學研究，必須踏查過去的蠟葉標本和尋覓舊記錄，其受過去束縛之重，為其他學科無法相比。 田中先生又是一位完美主義者。律己甚嚴，工作上必求盡善盡美。就研究柑橘而言，他要求自己比任何研究柑橘的人做得更多，其他柑橘研究者所究得知識，不但要深加理解也要審批。事實上，先生確實做到了。例如先生發現世界第一流的學者都無法解答現存世界各地之臘葉館之實況，柑橘類之臘葉標本收藏在那些臘葉館，過去沒有一個人專為柑橘之種屬研究歷訪世界各地之臘葉館等事時，就準備了二萬張臘葉標本鑑定卡，決定訪問世界各地之臘葉館鑑定所有柑橘亞科之臘葉標本並加以記錄。乍看之下，這是小道一件，細想則不然。林奈氏以前之古典臘葉標本，柑橘譜學家之記載不僅缺乏統一方法，所使用文字皆為各自國母語，林奈氏以後到1908年，野生植物規定使用拉丁文，1910年以後，栽培植物始可使用英、德、法、義、西等五國之文字。換言之，如果不通曉歐洲多國語文，祇具備臘葉標本學的知識，還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勞而無功。先生發揮其窮追不捨的精神，巡歷了所有收藏柑橘亞科臘葉標本的臘葉館，逐一檢視記錄並留下自己的鑑定卡，還留下詳細的記錄，包括各臘葉館的概況，收藏臘葉標本總件數，柑橘亞科臘葉標本件數，已往研究者所檢視鑑定過之臘葉標本之收藏臘葉館名，臘葉採集產地等以供後學之參考。上述資料對已往之研究者而言，是一種秘笈，從來沒有人公開過的。先生毫無私心全部公開報導在其所主編的《柑橘研究》雜誌中。其重要者節錄如下：
田中先生遍訪了收藏有柑橘亞科臘葉標本之世界上四十餘主要的，也幾乎是全部的臘葉館，為所收藏柑橘亞科之臘葉標本完成了空前絕後的戶籍總校正。據我的估算他所帶二萬張鑑定卡至少使用一萬八千多張，每張約二公克，帶在身邊一起旅行的鑑定卡片總重量就約四十公斤。這不是苦行僧嗎？上述臘葉館裡的柑橘臘葉屬於林奈氏以前的古典或經典臘葉，有的祇有採集地、採集日期和採集人或製作人姓名，尚未經過植物鑑定者，即使是林奈氏以後，甚至近代採集的臘葉也不乏學名記載錯誤者，先生都逐一檢視矯正釐清並附以一張鑑定卡（如附件）。
附件：田中長三郎先生之柑橘亞科臘葉標本鑑定卡
( 雛 形 ) 田中先生詳細研究過所遍歷臘葉館之管理狀況，發現有獨立的國立臘葉館，有屬於自然科學博物館，有附屬於植物園或大學研究機構的，各有其長短。先生認為宜由植物園、博物館或圖書館共同管理，當時先生身為最高學府台北帝大之圖書館長更有自信經營管理，所以他在園藝學教室裡找來陳貴先生協助製作植物臘葉標本，每一百件為一組，和國外的臘葉館進行交換，十年下來收藏了海外植物標本約二萬件已如前述。但先生的雄心是在設立收藏柑橘臘葉之特聚館，其科學價值更高。其建築物要耐火耐震，也要特殊金屬製容器。柑橘類標本採集調製上最重要的是忠實於實際植物材料，說來簡單，其實不然。因為柑橘類之果實很難處理。田中先生最稱讚已故郭華秀氏所製作臘葉，他將文旦整個果實乾臘貼付台紙上保存。這是非常不容易的。現在園藝系館正門迴廊上有些當年田中先生所留存柑橘類果實乾臘標本，據說若干年輕教授嫌其老舊主張廢棄。嗚呼哀哉，這祇能視為歷史之無奈吧？田中先生收藏柑橘臘葉總數二千餘。無論質和量皆超過世界第一流之臘葉館，諸如巴黎之自然科學博物館、邱植物園、柏林植物博物館等之臘葉館。可惜田中先生最得意的世界第一的柑橘臘葉標本，當時找不到專館建築經費捐助者，日後和上述其他植物臘葉標本一起走失於園藝系之外。真是卞和泣璧，莫此為甚！其實，還有使田中先生死不瞑目的是四十餘冊柑橘親筆素描畫冊所託非人，全部在台灣光復後從台北地面上消失不見！田中先生說若能再生也不見得有機會來完成這些工作。對先生而言，真是情何以堪？ 世界各地之臘葉館裡檢視柑橘臘葉標本後，最辛苦的是柑橘亞科學名之鑑識校訂，這也是田中先生在柑橘植物種類學和分類學上以世界之最高權威學者身份所遺留給柑橘學界之最大貢獻。從學術立場而言，原則上植物之正名（Valid name）唯有一個且限為一個。植物學名之命名有多項嚴格的國際規定，正名必定要符合該規定中屬於1753年以後最早的名稱，換言之，還有名稱優先權（Priority）。園藝植物之命名規定，原則上也要遵守植物命名規則，但另有雜種、變種等相關之規範。總之，名正言順在科學上還是很重要的。 柑橘命名上，除必須要充分的文獻資料和標本之準備外，田中先生認為必須列舉所有同物異名(Synonym)、原有記載、俗名、原標本(Type specimen)收藏地或代表種產地、園藝產業上的分布、命名人記載和其標本採集以及保存地、研究記錄和時期、圖譜和相片等才算完整。柑橘學名在改名時，自然要恪守上述條件外，另有若干改為新名之規範。舉先生研究最多的溫州蜜柑為例，《東大植物園草木圖說》(1886)所記載學名Citrus japonica可以說是學術上最早的正名，雖有圖譜卻缺少記述資料。更成為問題的是上述學名為金柑的異物同名(Homonym)，植物命名學上自然無效。田中芳男在其《有用植物圖說》(1891)中改稱Citrus nobilis L., var.認為是變種，但未賦予變種名稱。《小石川植物園草木目錄》二卷(1877, 1881)中記載為Citrus sp.不賦予種名，《東大植物園植物目錄》(1887)中記載為Citrus Aurantium, L. var. nobilis。牧野富太郎校訂《植物圖譜》(1917)中更稱為Citrus Aurantium, L. subsp. nobilis Makino var.也是缺少變種名稱。田中先生在《日本植物學雜誌》(1912)上新創學名為Citrus nobilis, Lour. Subsp. genuina Tanaka var. Unshiu Tanaka。但施文氏(1914)誤為牧野氏所命名而另賦予新名Citrus nobilis Lour. var. Unshiu Swingle。田中先生在學術自由氣氛下，發揮探討分類命名的新思維，從不同角度提出見解，絕不曲意附會師意，認為溫州蜜柑沒有做為Citrus nobilis的變種理由，應視為園藝種(Horticultural species)而發表於華盛頓植物學學會上，翌年再報告於《美國遺傳學》雜誌中，更在羅馬《國際農業學會雜誌》(1923)上正式改名為Citrus unshiu Hort.。一再堅持溫州蜜柑應提升為獨立種，可見先生擇善固執之一面。然而不久田中先生在蘇俄《Sochinsk州立以及Sukhum鄉立園藝及農村經濟試驗場報告》第5卷(1921)中，發現該Sukhum植物園園長B. B. Marcovitch也認同溫州蜜柑為獨立種，並命名為Citrus unshiu(Makino)Marc.事實上，牧野氏從來沒有用過unshiu這變種名稱在溫州蜜柑的學名上。換言之，Marcovitch所使用新種名unshiu的命名者不該是Makino，雖然是誤謬而引起，還是應為Swingle。根據命名之優先權，Marcovitch發表在前(1921)，田中先生在後(1923)，正式附上記說資料制定溫州蜜柑之學名為Citrus unshiu(Swingle)Marcovitch。不再堅持自己所命名之Citrus unshiu Hort. ex Tanaka。田中先生對於柑橘學名所持嚴謹態度，可以從每一個柑橘種類的學名探討研究上，窺見其客觀且公正的科學精神。先生在臘葉館裡每一柑橘臘葉標本上所添付鑑定卡裡的學名鑑識校訂就是根據這些先人報告文獻上徹底研究之結果，先生謙稱續貂之作，其實何止如此！ 田中先生一向認為研究學問，終究目的為謀求人類福祉。就柑橘學研究而言，雖然偏愛純植物科學而罕見從事栽培方面之研究。但是一有回饋柑橘產業之機會，再忙碌也責無旁貸。例如第一屆日本九州琉球聯合園藝產業促進會在1929年12月12日至16日於長崎市舉行。先生知悉該會中有國內外柑橘展覽會，立即以台北帝大理農學部參展，將其辛苦收集之全世界柑橘臘葉、原標本照片、圖譜等全部出籠，會場陳列皆由先生一手規劃，按照先生編篡之柑橘分類表排列，盡量附上俗名和原植物新鮮標本以助現象之理解，同時以園藝學教室製作「世界柑橘貿易圖」大海報，由先生親自在會場擔任解說，會期中還以「柑橘產業之科學基礎」做專題演講，強調柑橘引種改良對發展柑橘產業之影響，科學上充分瞭解柑橘種類真相之重要性，研究結果所獲得之科技新知對柑橘產業之貢獻等。先生對柑橘知識之推廣普及非常用心，更重視他的讀者和聽眾，誠心誠意地想要爭取更多對他的學術研究能產生共鳴者，想把自己多年來不辭辛苦蒐集得到的世界第一流的柑橘所有資訊和資料介紹給關心的人。先生像一個佈道家，從頭到尾講解，帶領那些孺慕者入柑橘研究之門，先生除了自己努力成為第一流的學者之外，也想培育一流的下一代。先生這種舉動怎能不感動人心，產生完美的互動？先生最感到安慰的是這次日本柑橘界有史以來的最大資料展，讓誕生不滿週歲的台北帝大理農學部園藝學教室一鳴驚人，同時也讓那些臘葉標本和圖譜資料等揚名顯親，熠熠生輝。先生也嘗到了耕耘之後的收成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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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銜教授與遊學 ] [ 新小種主義
] 1930年，對田中先生而言，確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先生身兼校園規劃校舍籌建委員，園藝學教室包括在內的農學教室(現在的園藝系館)正在興建中，先生開始執筆他的博士論文《溫州蜜柑譜──特別是起因於芽條變異所發現之新變種有關研究》。先生文筆雋永且有語文天份，寫論文向來是一揮而就一氣呵成。這一本後來在1932年出版的博士論文《A Monograph of the Satsuma Oran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Occurrence of New Varieties through Bud Variation》，厚達626頁，另附53 圖，翻開來每一頁都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母。據田中諭一郎大師兄說，那還是田中先生畢生的大事業，六百餘頁的英文草稿全部是先生親自一個字一個字用打字機打出來的。我好像看到先生正坐英文打字機前面，祇用兩根食指快速地打字的背影，真摰而嚴然不可侵犯。先生深知學術有是非優劣之別，自己以日本本土材料溫州蜜柑所研究而得知識體系，更應接受國際學術界的嚴格檢驗。雖然，博士論文是要提到母校東京帝大申請學位，本來可以用日文書寫，他卻選擇不辭辛苦地英文撰寫。第一章，從中國溫州府的乳橘談起，比較和日本溫州蜜柑之異同。最後的附圖就是學生都眼熟的先生那一粒粒溫州蜜柑果形的素描。 很難猜想先生一生裡到底這樣繪畫了多少個柑橘？上千萬個吧。單是這本博士論文裡就繪畫了二千個以上。看到先生在黑板上一筆一筆勾繪柑橘果實，有幾次真發生錯覺，以為它會從黑板滾到手掌裡，先生的橘子畫得非常逼真可愛。這論文果然是嘔盡心血之大作，據諭一郎大師兄說，先生完成論文後積勞成疾，在北投溫泉旅館裡整整療養了一個月。先生在撰寫博士論文之餘，早已準備為《農業及園藝》月刊寫稿，〈園藝講座柑橘之研究〉自元月開始連載，每月一篇共連載了十七個月，日後成為先生之名著《柑橘之研究》的骨幹。先生說本來是可以拒絕的，實在太忙。祇是養賢堂主及川伍三治君那麼熱心而且有誠意，很難開口說不。同時先生也很想就柑橘的各種問題做科學的批判(Critique)，將來希望能執筆寫歐文的柑橘論，就當準備草稿寫了些獨創的東西。五月，英國皇家園藝學會授與先生名譽會員榮譽。田中先生好高興，在所提出博士論文著者官銜之後，還特別加上去──Honorary Fellow of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 London。如果沒有記錯，先生當是首位獲此殊榮的日本園藝學者。兩年後先生獲得東京帝國大學授與農學博士學位，結婚時之約法三章終於三分天下有其一。這博士論文日後為先生帶來更崇高的榮譽。1933年8月3日，先生因此獲得日本農學獎，這是日本農學界最高獎章。 先生在學問之探索中，是特別具有人文關懷的標準愛書癡和藏書癡。今天，電腦科技的發展，讓已往皓首窮經的讀書人，如今看來好像虛擲太多光陰在求索古籍中。田中先生篤信愛書可使國家致富，誰能擁有最多的書籍，就能掌握最多的無形資產。先生在倫敦大英博物館裡最羨慕的是King’s Library中所藏的六萬五千部圖書和二萬部小冊子以及Bankshans Room裡所收藏一萬五千冊古籍。先生愛書不落人後，但也差一點因自慚形穢而斷了藏書的念頭。先生深信天然資源之開發，增進國富並不是政客在桌上規劃就能達成，而是翻讀萬卷書追溯研究先人偉大事業，然後引進國外動植物資源，加以馴化、育成、利用才是最聰明而實際的方法。所以還是投入萬貫家財收購P. Bubani、E. F. Nolte、Otto Penzig和L. Wittmack等人藏書，開啟今日「田中文庫」之大門，其中經過詳見本校圖書館編撰文庫入藏經過一文。先生文字向來紋理清晰思路透明，特別是重要事件人名、年代必定交代一清二楚。然而唯有如何收購上述歐洲私藏秘籍，何時何價，如何搬運，甚至總共多少冊等全部清單資料，在我的記憶裡從來沒有詳加介紹過，一直是個謎題。我訪查過同門師兄，甚至請教先生大公子豐三郎兄都得不到確實資訊。我想釐清這團迷霧，遂按圖索驥，從頭開始重新細閱先生之相關著作，卻完全陷溺其中不得動彈！幸而發現先生親筆墨寶二紙：一為「園藝秘笈，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園藝學教室」，另一為「展覽各書不啻為本邦唯一秘笈，學術上屬於稀有善本乃研究上不可缺者，附屬圖書館長園藝學講座擔任田中長三郎」，再燃起解謎之勇氣。雖然二紙上未明載日期，但先生顯然為那些私藏稀覯古籍公開展覽過，必定可以尋找到蛛絲馬跡，從中推求，終於解開此謎。先生流連忘返於大英博物館時，也就是1928年6月以前，確實尚未擁有 Penzig氏藏書，而且Penzig於1929年逝世。先生於Penzig氏逝世後收藏的可能性較高。其次，先生的著作和講演裡引用所收藏古籍最多的兩本著作《柑橘之研究》和《泰西本草及本草家》，分別在1933年和1931年出版，另有兩篇演講「林奈氏以前的植物學有關劃時代之進展」和「愛書與國富」，則分別於1931年2月7日和1933年5月7日舉行。換言之，先生在1931年2月前詳讀過當已入藏。我推測最少也需要半年以上時間才能詳閱筆錄上述著作和演講裡所需資料。直言之，必定在1930年後半時，即可能在先生完成博士論文之後。前半年先生為園藝講座《柑橘之研究》連載的六篇文章裡完全看不到該古籍之影子，例如1930年2月和3月連載的第二講〈柑橘類之傳播〉和1931年3月發表的柑橘種類學講義〈柑橘史學〉裡「各種柑橘類之傳播」，其內容相似，但後者增加引用所收藏文獻資料。1933年初所出版《柑橘之研究》，和原先在1930年1至6月間發表相同內容文章比較之下，可發現前者不僅大量引用，甚至說有意展現所收藏稀覯善本也不為過。1932年11月於柑橘種類學講義中特增〈柑橘書誌學〉一章，介紹柑橘之古典和柑橘學中世期文獻等，顯示先生已研讀所有收藏之柑橘古籍並逐一介紹。據上述再按時間前後推算，先生在1930年後半接觸或入藏Penzig等人的藏書之可能性最大。 1931年次子誕生，先生以「裕」取名，深信先生藏不住內心的富裕感覺，愛書癡終於如願以償獲得至愛至貴之稀覯古籍成為藏書家。遙想先生當年坐擁書城而手不釋卷之情境，必定如癡如醉，豈是一個裕字了得。 先生瞭解古代歐洲本草學之後立即著手研究東方之古代本草學以為比較。據師兄所述，從1931年4月起，研究室裡蒐集很多中藥標本，午餐會時之話題經常圍繞在陶弘景、李時珍等中國本草學家。台灣研究本草之權威學者那琦氏在主持台北醫學院之中國藥物研究時，曾經為考察本草版本訪查台灣各大圖書館之本草藏書，發現在台大園藝系圖書室藏有三百餘年前日本刊本之《新刊本草綱目篆字本》，以及相關古籍之《救荒本草和刻本》、《佩文齋廣群芳譜》等珍藏。當是那時候留存下來的，可知從本草又涉及有用植物學之研究。1930年底創立台灣園藝協會，出版月刊《熱帶園藝》。第一卷第一期於1931年1月27日發行，先生在卷首以〈台灣園藝之理想〉為題致賀，由園藝學教室負責編輯，對台灣園藝之普及發展有莫大貢獻。該雜誌裡設「海內外園藝綜攬」，由田中先生監修，園藝學教室師生負責摘譯或摘錄國內外園藝科技文獻等編輯工作，鼓勵學生閱覽期刊雜誌，培養吸收國內外園藝科技新知之能力。《熱帶園藝》和《柑橘研究》成為先生教學、研究和推廣服務之雙翼，前者出版十一卷，1944年田中先生從台北帝大榮退後，因大戰末期物資缺乏而停刊，後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出版十卷，由於田中柑橘試驗場園主去世，田中先生身為場長遠在台北，大戰中分身乏術，1941年後停刊。戰後復刊由半年刊改為不定期刊，現由田中先生門生成立「田中柑橘記念會」維持刊物，近期內將出版第16卷。 1931年，淡淡的三月天，台北帝大第一屆畢業生四十六名走出校門，分別為文學士二名、法學士十二名、理學士六名和農學士二十六名，其中包括專攻園藝者六名。本省籍者寥若晨星，僅有柯設偕(史學)、鍾德鈞(法學)、徐慶鍾(農學)、劉興文(園藝)和蔡雨澤(園藝) 五人。時運不濟，命運多舛，從1929年由美國經濟衰退所引起的世界經濟大恐慌尚未退潮，再加以世界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百弊叢生，一畢業就失業了。家有產業的，尚可歸鄉偷生茍活，真正找不到職位的，田中先生以月薪五十圓留下六、七名做為副手，協助《柑橘研究》和《熱帶園藝》之編輯，一直到就業為止。先生堅持「學生如卵，余翼而長之」的理念照顧學生。第一屆畢業生的渡邊正一先生(香川大學名譽教授)回顧當年說：「家有妻子，真不知如何是好？幸而先生多與照顧，有時還將自己在《農業及園藝》所得稿費交給他，甚至藉口要編纂園藝辭典給他抄錄工作而付工資等貼補渡過難關，真是卵翼之恩，一言難盡。」先生在九州大學執教時之早年學生薦田快夫在香川縣從事水稻試驗研究，遇到寒害降低產量問題，先生鼓勵並支持他藉產期調節避開寒害之栽培，研究成功後更協助他申請博士學位。先生說：「學問之進展過程，除去有公開之義務外，還有向世界發表之責任，一星期內以日文寫好，下星期替你英譯。」果然，一星期後先生蒞臨，從早上六時到深夜十二時，除用餐時休息十五分之外，不斷地英譯打字，第二天打字到清晨一時，第三天，還是從上午六時開始工作，下午二時完稿交給他，並說最近難得工作地這樣充實愉快，一再向他言謝，害得這位學長不曉得如何是好。他告訴我們：「先生是真正的教育家，更是愛護學生的人師，同時，又是徹底努力奮鬥的大學者。」我們深有同感。先生的愛心與援手，完全是對學術理想的追求以及道德理念的堅持，根本不在意一般社會的習俗，祇重視人類內在心靈的成長、轉化和昇華。一般的研究工作者把撰寫研究報告當作自己研究工作的終結，自掃門前雪都來不及，那能顧及別家的屋上霜？先生卻不然，不單是自己的每一篇論文或理論修飾到完美的境界，以日文撰寫向國內學術界報告，還要以歐美語文公諸世界請求批判，最後還改寫成通俗語言介紹給學術界外之一般大眾，用心良苦。連同學生的一篇優秀研究結果，都能無怨無悔的努力工作三天加以翻譯，如果不是為探索真實的學術、真正的人生，那是不可能辦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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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帝大在田中先生規劃之下，紅磚築造的圖書館(295坪，現在的總圖書館舊館)，二層樓的磚造臘葉館(146坪，現屬植物系)，二層樓的紅磚農學館(730坪，今之園藝系館)，玻璃溫室(192坪，舊溫室群)，果園(園藝分場，舊址現屬管理學院)、苗圃(基隆路與羅斯福路交叉口，現推廣教育中心)、植物分科園(現為管理學院圖書室與台大幼稚園)等陸續完成。奠定了今天園藝系的基礎。今天校園周圍那些高大白千層常綠喬木，幹皮具有木栓層，老化成薄片，學生們常好玩地用手剝離，層層剝落而呈灰白色樹幹，就是當年先生認為適合本省風土氣候，耐風及耐濕力強，建議栽植的庭園樹。戰後，先生再訪本校，最高興的就是看到長成三層樓高的一排排白千層巨樹。 飽受經濟危機的社會，自然會引發國家政治之動盪。大正年代的自由社會風氣，進入昭和年代後受到反彈。國內經濟政治騷動不安，侵蝕民眾對於自由的信心和需求，軍國主義的掠奪者由蠶食而改為鯨吞弱國。1937年夏，盧溝橋事變發生，演變成中日戰爭。1939年秋，德國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火燃起。1940年，日本擴大慶祝開國二千六百年紀念，加速了軍國主義之膨脹，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夏威夷珍珠港，對英美宣戰，該來的終於來了。戰爭是園藝文化的終結者，雖然蔬菜是日常食用必需品，水果是營養必需品，但是多半視為奢侈品，花卉、造園更不用談了。農業生產、增產的唯一目標轉移在糧食之供應上，順便夾帶蔬菜生產，進入戰時經濟統制時代。 台北帝大學術研究之制空權不可能操在學者的腦海裡，很不幸的完全落在大日本帝國陸海空軍手中，大學的命運任軍方擺布。理農學部配合國家至上之要求，展開東南亞資源之調查、開發和利用相關研究，成立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教授們為因應戰時軍事動員之需要，祇有改頭換面或自求多福去了。台灣的農業生產，蛻變為軍用和工業原料作物的積極增產，儼然成為日軍南侵軍糧補給基地。可真是蒼天無德，從此歷史災難降臨人間！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先生以植物資源之開發利用為其研究對象，到印度、香港、中國大陸、菲律賓、海南島等地調查可利用植物資源，引進柑橘、橡膠、可可、膠蟲等。又身兼日本拓務省顧問、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員、技術院顧問等職，以〈東南亞熱帶植物資源之開發利用〉為題，仍然經常發表其調查報告或宏觀的資源論。其中較重要者為《農業及園藝》中連載之〈南方植產資源論〉，自1941年起連載一年又半，共十八篇，以及《台灣農家便覽》第6版中所介紹之〈熱帶有用植物一覽〉（1944年），後者為先生在台灣所發表之最後一篇資料。1944年，先生還曆自台北帝大榮退歸返日本。先生在學術生命高峰之際離開台北帝大，無論是對於台北帝大或先生個人而言，確屬大損失，引發無數喟嘆。翌年三月，台北帝國大學授與名譽教授。台灣光復後不久，先生私人藏書入藏台大圖書館，詳見圖書館相關資料，不另贅述。 先生在耳順之年離開台北帝大，當然並不代表絢爛的學術事業的終結，祇不過是爬過了台灣的最高峰玉山而已，還有一座座山峰等待征服。我猜想也許先生已知微旨，日本敗戰已不過是時間之問題，站在高峰之巔回顧在台北帝大的學海前塵應無所憾然。先生利用身兼海軍顧問之便先歸日本尋找生命之第二春，先為東京技術院顧問，在資源研究室工作。不久擔任千葉農業專門學校(現千葉大學園藝學院)兼任教授。果然，翌年大戰烽火熄滅，日本歷經有史以來所未曾有的大變局，包括台灣在內的海外殖民地盡失，因此師母和二位公子以及龐大的藏書來不及遷回仍留在台北。美軍佔領日本後發現日本日常食用的新鮮蔬菜仍然利用人畜的排洩物為肥料，立即改用水耕自行栽培。駐東京的美軍第八軍團在調布設置水耕農場，聘先生為最高顧問，並兼水耕學校校長。據說在美軍軍人場長下經營水耕農場非常辛苦，台北帝大的第一屆畢業學生渡邊正一(被台灣鳳梨界稱為「鳳梨之師父」)也被調來服務。常聽先生說：「台北時代最好！」可知在戰後這一段擾攘歲月裡，先生內心深處的種種情結還離不開台北帝大。然而先生對於水耕栽培非常投入，還寫了水耕之詩，可見先生是永不被波瀾壯闊的時代洪流所吞噬的強者。翌年，盟軍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GHQ)聘先生為天然資源局顧問，利用先生在天然植物資源方面的長才，為戰後缺乏資源的日本尋找對策。先生也藉助身為顧問之便，大量蒐集美國農業的現代科技資料文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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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5月，轉任東京農業大學農業經濟學系之兼任教授。翌年四月，改聘為農學系園藝學研究室主任教授。東京農大被美軍機炸毀，借用世田谷地方之陸軍兵舍復校，除了桌椅之外，空空如也。先生就任後立即將所有自己留存日本之舊藏書搬到研究室，門口掛了一個「農業文獻中心」的牌子開放給學生閱讀，同時利用盟軍佔領總司令部天然資源局之人緣關係，從美國農業部和各試驗農場取得出版物，積極從事研究室之興建、附設農專園藝科之創立、農學研究所之設置等工作，對於東京農業大學之復興貢獻很大。研究方面，先生倡導果園草生栽培、等高線栽植、水土保持之重要性，一反台北帝大時代之研究作風，重視實際栽培生產，主要是戰後日本資源短缺，有快速復興農業生產之必要使然。為解決糧食之缺乏，先生在農產加工方面，還申請文部省研究經費補助，從事甘藷之人工稻米製造研究。雖然，由於工程中之製粒機不理想而失敗。但設備齊全之研究室，日後得以發展成為食品分析研究室。先生強調農民組織和山地開發之重要性，寒假期間帶領學生下鄉，在茨城縣筑波郡、真壁郡、新治郡等鄉村裡指導如何組織農民團體、開發山地栽植柑橘、板栗等，並詳解水土保持之方法。這項活動範圍還擴展到大阪、和歌山、奈良等關西地方。在農業部經費支持下，利用大阪府堅下地方之山坡地種植綠肥，藉草生栽培防止葡萄果園之水土流失。設置葡萄品種標本園於校內未開發利用地，園藝利用學之加工實習裡還指導葡萄釀酒、香料植物和油桐之利用，更指導研究室裡參與論文研究的學生組織四健會，積極加入農村工作，例如養雞、試植殼果類新興作物、舉辦學生和農村青年之間的農事討論會、帶領學生在茨城縣筑波山麓農村民宿一星期讓學生瞭解農村和農業生產實況等，一改過去在台北帝大之專注純理論科學研究，配合日本國情之需求專心投入學術和實務之結合並積極推動，好似脫胎換骨令人驚訝！但先生能維持充沛的精力，生龍活虎般地帶頭衝鋒工作的精神卻完全不變，絕不像是退休後做業餘奉獻的老人。 這一段期間裡發生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四健會裡的一群淘氣的學生將先生心愛的隨身攜帶的英文打字機拿去賣掉而換酒用光了。一直到1962年先生在大阪府立大學榮退時，擬出書《Citrologia》募集出版費用，當年喝掉打字機的學生們支援最多，先生才明白是那些人做的好事，已經過了一輪地支之後，傳為佳事。先生在戰後工作上所表現勝人的見解和領導能力，迄今讓東京農大人難忘，也讓人津津樂道。因為他們從此充滿勇氣和希望，在戰後失落中拾回另一種成長的信念。先生用心耕耘，雖然在東京農大任職短短五年，可謂收穫甚鉅。先生付出心血所創立的研究室，現由同為大阪府大關門弟子之一，池田富喜夫教授接任，從事柑橘輻射線育種研究工作，嶄露頭角，有本有源，不容不信。 1954年，先生應大阪府立大學之聘轉任農專教授。台北帝大時的中村三八夫副教授，當時在大阪府大任職間去世。兩個月後，先生改聘為大阪府大農學院園藝學系第二果樹研究室教授，兼任附屬圖書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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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我從建中畢業，畢業典禮在六月十四日舉行。翌日是虛歲二十生日，成人了。也遇到人生重大抉擇的時刻，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那一天，面對台大的招考新生公告，決定了以台大園藝系為第一志願，也是唯一的志願。跌破了建中老師和同學們所有眼鏡，成為建中唯一報考園藝系的畢業生，自己卻是理性十足。難怪被同學評為「紅塵萬丈焉得不狂」，真是人不輕狂枉少年。那年，大學之道，非常狹窄。台大是唯一的大學，園藝系也是僅存的一系，別無分支，據死黨說那是死路一條！由於各大專院校獨立招考，尚未聯招。台大擺明國文、英文、化學和生物四科合計二百分以上錄取，我倒覺得單純而輕鬆。因為身為建中人已使你擁有比別人更為優厚的成功條件。那知差一點陰溝裡翻船，一直到中國廣播電台放榜播報，才知道台大農學院應考一千六百餘名，僅錄取二十六名，錄取率低於醫學系。我唯一機會所繫的園藝系殿後唱名，也僅錄取三名，幸而榜單唱名中出現在倒數第三，始如釋重擔，從此認真築起園藝之夢來，迄今未醒。當然，築夢之前毫不知有田中長三郎教授之存在，築起夢來後，也沒想到日後他會成為影響自己最大的長者之一。我曾經在敬悼陳貴先生的祭文裡說過，如果人生過程中，要舉出一位影響自己最大的長者，我會毫無猶豫地說出，那就是陳貴先生。陳貴先生是田中先生是首創園藝學教室時，中村三八夫副教授和田中諭一郎助教三位教員之外的職員，成為園藝學教室到園藝學系之間，整整半個世紀來最珍貴的橋樑。陳貴先生從十五歲起學自田中先生那淵博的園藝知識和技術，再加上極其健談有樂於教人和助人的長者風範，自然成為陳貴農場(正名為「台大農事試驗場園藝分場」)的中心人物。雖然陳貴先生的職位是技士，卻是傳道、解惑的好師長。從他的口裡不斷地出現「田中」長、「田中」短，我不得不注意這位謎樣的人物。不久，發現陳貴先生所說的「田中」竟是三個人。當陳貴先生簡稱「田中長」或尊稱「田中先生」時，那是指田中長三郎教授本尊；當陳貴先生祇指姓道名或云「諭一郎先生」時，那是指田中諭一郎助教；另外一個田中出現的機率不多，通常會加上一個「孃」字，即「田中孃」，是指田中教授的助理小姐。我發覺陳貴先生頭上的光芒是來自田中長三郎教授。其好奇好學好書也是深得田中長三郎教授之真傳精髓。 初識田中長三郎教授，自然是在園藝系那小小的圖書室裡。剛入大學，籃球場、陳貴農場和系圖是我經常流連忘還的三個地方。籃球場是舊識，農場和系圖是新歡，自然時間的分配比率就有所不同。特別是在園藝學識上的求知欲最旺盛時候，不久就和系圖結了不少善緣。系圖窗明几淨又很安靜，每發現一本好書如同一見鍾情，總會目眩心迷，常有歡娛嫌日短之感。圖書館的李瑞雪小姐開始時，對我說：「圖書室只我一個人看守，有事又不能出去，剛好你在，幫我看一下。」往後，只要我在就藉口溜出去，最後，給我一把鑰匙下班趕不回來時，替她收拾善後關門。寒暑假時，更是不知道她在上班還是我在上班。四年下來，也有不少的收穫。畢業那一年，學士論文規定要繳三冊，不像現在可以用電腦打字，列表機印出來，要幾份就有幾份，連複印機都不存在的年代，祇有手抄一途，自己一手惡筆實在上不了大雅之堂，幸賴李瑞雪小姐自告奮勇代為抄寫，始克完成。我在卷首還特申謝忱。看來，還是我佔了她太多便宜。當然，最大的收穫是發現了滿書架的抽印本，著者全部是田中長三郎教授一個人。每讀一本好像航海在大洋裡，到處可以發現蓬萊仙島，甚至登上新大陸，所以愈看愈上癮。每看完一本就有充實和成就感，如醉如癡。那種喜悅，真是無可替代。食髓知味之後，暗地裡許願，要看盡田中教授所有的著作。這種願望過去在龍山、三峽和山腳國小，甚至建中的圖書館裡都許過，而且很容易完成，日後在碩士和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著作上也用過，一樣不難達成。唯有在田中教授身上，這個願望現在想起來，仍然感到狂妄得不自量力，恐怕一生都無法做到的。不過當時的雄志，又豈能讓人輕易忘懷？想起法國詩人葛蒂耶，他能一生將生命的激情消耗在美的追求上，多幸福！也許我也不該放棄那無邊的夢幻。 田中先生對台大最重大的貢獻就是在台北帝國大學時期擔任圖書館第一任館長。今天，本校圖書館蒐藏豐富之圖書資料，可溯自台北帝國大學時代，田中先生非常愛書，真正認識書籍的重要性，本身已立志成為藏書家，更常夢想在東方也能擁有像大英博物館圖書館那樣蒐集龐大藏書的機會。讓他擔任草創時期從無而起的第一任館長是非常合適的機會。特別是他當時已走遍四十餘所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研究過半年，也修過圖書館學，這項兼職對他是一項輕而易舉的工作，祇要財務上能解決，就成功了一半。好在台北帝國大學成立時，好像並不計較預算那種財務上的芝麻小事。因此，先生積極蒐購藏書家藏書，致力蒐集各科學術的重要著作出版物，以一百萬藏書為目標規劃，先興建書庫為日後之總圖書館完成奠基之大功。當年，先生的理想是圖書館之外，能兼營植物臘葉館，他認為臘葉館應由圖書館和植物園共同經營管理較宜。台北帝大成立時，先生身兼校園規劃委員，自然，主張同時興建圖書館、植物臘葉館和植物園，並得一一實現。可惜，後人無法發揚光大其願望。 例如台大總圖書館的任務應著重於供應學術研究，而非一般閱覽。然而我在大學時代所見過、認識或熟習的總圖書館，是提供陰涼的閱覽室，學生來圖書館是佔座位、背筆記做功課的，而非利用藏書，借閱參考書的所在。到了考試時期，更是擁擠的一席難求，如同日後南陽街的補習班。根本看不到學生自由自在地在書架之間徘徊，享受觸摸一本一本光亮的書背之快樂。真是想利用藏書的，先得翻箱倒櫃查閱目錄卡片，從書名推想內容，再填卡片，請管理員代找，抱上來的是發黃、沾滿灰塵不敢近摸的書籍。總圖書館漸漸變成了杜鵑花城的點綴建築，學生知識的來源久而久之，局限在各個系圖書館裡的本系的專業性書籍，眼光愈來愈短小，總圖書館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也讓學生錯過了閱讀許多寶貴書籍的機會，入寶山而空手返回。但願新圖書館的成立能補救此項缺失，讓學生和學者一有空閒就樂於消磨在圖書館裡，徘徊在書架之間，享受觀摩一排一排琳瑯滿目的名著的快樂。則田中先生當年的願望足矣。 讓我的思緒再飛回1950年代中旬吧。當時台灣無論政治或經濟都看不到一點曙光，真正是前途無亮的時代。大學畢業就是失業，唯有的一條路就是奔向國外，美其名曰「留學」。大學畢業之後，雖然可以參加高考和就業考試這兩項政府舉辦的國家考試，榜上有名也不過是得了安慰獎，畫餅充饑而已。再說，當年的高考是按省籍分別錄取名額，對考生多的台籍非常不利，又不想做官，何苦來哉。因為政府各單位嚴守人事凍結，幾乎不可能有工作機會。在學政治的人不敢從事政治活動的年代，大學畢業後有志者便紛紛棄國而出走新大陸。大概是怕走光了，教育部每年舉辦留學考試加以控制，當年的留學考試祇分為留美和留日考試。都是自費留學考試，考取後自行籌湊旅費，男生服完兵役就可以走了。當年，美國是個大富翁，大學研究所裡多的是獎學金，一年三、四百美金不等，台大畢業生祇要申請幾乎人人有機會，甚至可以申請幾所研究所比較獎學金的多寡再決定去處，所以幾乎留學就是留美。留日的少之又少，因為留日是真正的自費留學，日本的大學沒有一所提供獎學金或助學金給外國留學生的。大學研究所也不歡迎邊工邊讀的研究生，常以不打工做為進研究室的主要條件。日本的生活費用當時大約是台灣的數倍，對一般學生而言，留日並不像留美有如奔向天堂，反而好像是服兵役選擇海軍陸戰隊一樣，自討苦吃。 留學幾乎都是在服一年半預官役時決定的。眼看著從建中初一以來的老朋友，老死黨一個個決定留美，剩下我沒做任何宣告，也是老死黨之一的俊明老弟問我要不要陪他一起到東大，因為他留日的爸爸一定要他去日本，而且指定東大，他找不到伴。我一口答應，好吧，陪公子遊日去。當年我對美國沒有一點好感，主要是美軍機炸毀了台北，同時把我小孩時候的夢和理想隨著大戰的終結全部破壞，中學生時代可真恨死了美國，自然，不想到美國去。沒有想到我開始準備參加自費留日考試後，小老弟為色背友，因為他的未婚妻堅持要他留美，臨時變卦參加自費留美考試，也申請到獎學金，不可能去日本了，我祇好孤軍奮鬥。自費留學考試及格者，當年還有機會參加政府公費留學考試，日本的公費留學是由文部省提供若干名額，以前幾乎沒有公開招考過。然而1958年，老天憐我，竟公開招考，有資格者限三日內向教育部報考，初審由教育部筆試和口試，複審由日本文部省舉行，被錄取者翌年三月入學，由日本文部省推薦到所志願的大學，獎學金是每月兩萬圓日幣，相當於當時一般大學生生活費的二至三倍。機會難得，本人過關斬將，竟然獲得首榜。終於可挺胸留日去也，而且經濟上還可以攜帶女友，讓她陪公子上京去，可真樂極了。 我第一次見到田中先生，就是這年冬天十二月二十四日。算來從陳貴先生口中和系圖裡初識到心儀田中先生已有七年，一直以為無緣相見，現在竟有幸在台大陳貴農場與他相見！那種欣喜、感激和感動，實在難以言明。這讓我不禁想到緣份這兩個字，人的相遇絕對是一種緣份！幾天前，陳貴先生就告訴我田中先生訪台的消息。我心想見到他必像豋山求道，或者是朝聖，戰戰兢兢不敢多求。在黃永傳教授的正式介紹下，我懷著忐忑的心見到田中先生，他那長者的慈祥親切態度，立即去除了我見面前的憂慮，不過我仍然連一個像樣的問題也提不出來。記得被問及「據黃先生說你得到文部省獎學金要留日，專攻什麼？」我依然萬分緊張，祇說園產加工。怎麼也想不到先生說，如果你想學園藝利用，最好到大阪府大來，接著侃侃而談，例如認識不認識松本熊市教授、並河功教授、野口彌吉教授？這幾位都是日本園藝界的大師，不但在加工、花卉或農學概論等專攻科目方面出類拔萃，目前都在大阪府大，他們的言行風範很值得前往聆聽效法學習等。我何其有幸，竟然有機會在數位大師晚年時受教於門下，立即欣然同意。那時，怎麼也想不到，日後我竟然會在大阪府大的研究所裡一浸就是十一年，而且甘心終生不悔。當時先生已七十四歲高齡，但仍每日笑逐顏開處處流露真情，對生命有熱情的期待，完全看不出年紀那麼大。 先生那次訪台的目的，是希望能索回他的藏書和尋找他費了將近三十年的歲月所繪畫的四十幾冊世界各地的各種柑橘類素描畫冊(Sketch Book)等原稿資料。前者已做為敵產被沒收，成為台大校產，自然不可能歸還，後者也已不知被十多年的歲月沖向何處，祇有空手而回。先生對於藏書不能索成，很無奈地說：「可惜!空有寶藏(寶の持ち腐れ)。」之後，再也沒聽過先生提到這些藏書的事了。 翌春赴日，在文部省官員苦勸之下，我仍以君子遊必就於士，成為唯一未入「赤門」或走進「哲學之徑」的獎學生。入學後雖然列為關門弟子之一，卻被託由緒方邦安副教授指導專攻園藝利用。不過，他還是立即拿了一篇訪台時查訪柑橘產地歸國後發表在「果實日本」的報告，要我好好閱讀並轉告台灣的園藝界。我以「生死邊緣的台灣柑橘產業讀後記」寄給康有德先生代為處理，發表在「科學農業」雜誌上。那時，田中先生已準備兩年後關閉田中柑橘研究室，繼由緒方副教授升任教授創設園藝利用研究室，其理由已如前述。因此，每次上先生的課都錄音以便留存，錄了好多帶子，可惜後來發現這些錄音帶都變質不能復元。先生的研究室，包括借用農機具庫的房間，從地板到天花板排滿了書籍，數量驚人。據井上助教說先生家裡從玄關就堆滿更多更多的書籍。研究室的書籍准許任意借用，但借出時必插進一個木牌，歸還時必定要放回原位。先生的記性非常好，那些書沒有放回原位立即知道而糾正。從先生學到書是可以斜著看的本領，他告訴我們如何快速翻閱一本書籍，尋找重點，然後細讀那些重要的地方並用卡片記錄留存。 田中先生律己甚嚴，當年園藝學科僅設碩士班，農化學科已設博士班，農學院的教授會議裡有人提議副教授升等，為了提高水準應具備博士學位為條件，同時園藝學科也設置博士班等。田中先生並不反對，但要求所有教授在限定期間內擁有博士學位為要求副教授升等以及設置博士班的必須條件。田中先生七十七歲榮退時，仍有幾位現任教授尚未獲得學位，博士班就無法成立了。日後，我才知道先生除了東大的農學博士之外，另以「柑橘種類的研究」在1954年榮獲九州大學理學博士學位，翌年，以Fulbright Scholar在加州大學時又榮獲 L.L.D.學位，已經達成了結婚時之約法三章。可知先生仍然重視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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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2月1日的榮退講演，是田中先生身為教授的最後一次演講。初到日本求學，我真不知道大學教授退休是那麼隆重的大事。早在田中先生榮退的半年前，正確地說1960年10月乘著日本園藝學會舉行秋季全國大會的機會，研究室裡的緒方副教授就忙著「田中長三郎教授榮退記念事業會」的籌備工作。首先，擬好了一張列有200多名該事業會的發起人名單，每見到一個就徵求他們同意，然後再從發起人當中挑選29名執行委員，討論如何舉行，最後徵得田中先生的首肯。田中先生說，明年正是從事柑橘研究工作起算滿五十週年，希望能出版《Citrologia》一書做為離開教壇的記念，正在銳意執筆中。因此，決定以記念出版事業做為先生榮退記念事業的主要工作，募集出版費用。12月初，由研究室寄發一封封的榮退記念事業會主旨書出去。新年一到，幾乎整個研究室的人員都感染了榮退記念工作症候群，忙著出版工作的，準備榮退講演用圖表的、寫回信的、聽電話的，都是圍繞在同一個目標上活動。籌備工作進展得很順利，募得將近34萬日幣，超過《Citrologia》的出版基金31萬日幣甚多。田中先生研究柑橘五十年的集大成得以如期出版，緒方副教授如釋重負。新書連同謝函，會計報告書全部寄發之後，本來由於習日本舞踊而保持苗條身材的緒方副教授顯得格外清瘦了。田中先生榮退演講當天，從日本各地趕來了不少老學長，教授、院長、試驗場長等，我第一次見識了何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實景。幾乎相差一代到二代年齡的同門師生，坐定了，等待先生上講台。我突然斷斷續續想起了十多年前背誦過的課文：「可怪的，今天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更可怪的，前面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更還有幾位，我不認得的」，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講台開口道：「各位，這是我最末了的一堂課了」，我憶起剛才那些是胡適先生所譯都德著〈最後一課〉裡的片段，當頭一個霹靂，這時才明白先生真要走了，這兩年為什麼不肯好好的多去請教先生。我從前不太喜歡的柑橘，今天都變成了我喜歡的，心中怪難過的。我一面筆記，一面抬頭看先生，只見他兩眼環視學堂所有聽講的人，用心細講，好像恨不得把他畢生的學問，就在這次演講裡全都給學生。突然，寂然無聲，然後一陣熱烈掌聲，演講結束了。坐在前排那也是滿頭白髮的學長們一個個擁上去和先生握手致敬。演講後由副教授、助教和研究生陪同照相紀念。包括我在內三個碩士畢業生的論文發表在2月10日舉行。沒料到那天早上田中先生在國鐵住吉站從階梯摔倒左肩骨折入院，我們在副教授主持下雖然順利完成了論文宣讀，還是若有所失。 有人說，生命並不會消失，只是會換個形式繼續下去。這一句話，對於從事研究工作整整五十年，七十七歲才第二次退休的先生而言，顯然是一點不虛。先生在教壇上的終結，自然不會是先生學術生涯的終點。先生早就對自己退休後的工作已做好最佳的選擇和規劃，而退休後祇是讓他更有充分的自由和全天候的時間致力去完成四十餘年來的宿願罷了。 先生在台北帝大時，除了柑橘分類之研究外，在研究東方的植物學之起源，即中國的本草鋼目之際，同時注意到了救荒本草。特別是在印度、東南亞一帶進行柑橘和植物資源之調查時，目睹亞洲各地區貧民饑饉的慘狀，為了幫助這些人，決心收集食用植物的資料。在中國，明朝時已有《救荒本草》之編，有圖，並說明其利用部分和利用方法，換言之，中國尋求救荒植物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在日本也翻譯並出版《救荒本草和刻本》加以應用。另外，英文版的《食用植物》(Sturtevant's Notes on Edible Plants)也已經在1919年出版。後者雖然收集有3,000多種可食用植物，但是缺少亞洲地區的可食性野生植物的完整資料，前者也是祇能協助中國人救自己，資料仍然不甚完整。因此，田中先生決心收集全球上的食用野生植物的更可靠更完整的資料，總共蒐集了11,000多種食用植物的原始資料。退休以後打算致力編撰成書。祇是沒料到退休演講後不久就要在左肩骨加上鋼釘得住院療傷。還好，先生仍然精力過人，去慰問時目睹先生在隨身攜帶的素描畫冊上，倚床背靠著單隻手把柑橘果實畫將起來，顯然十分投入並充滿自信。我們都深信先生很快就能完成這一本幾乎涵蓋全世界的野生食用植物書，無疑地會成為解決世界糧荒問題的最重要參考資料。那知好事多磨，慶祝先生八秩大壽後不久，在1967年 7月初，突然由於腦軟化症併發失語症再度入院，幸而恢復。復元後，先生更加緊食用植物事典之編撰工作，幾乎不顧健康也忘記年齡，每天在書房裡拼命打字，因為先生仍然堅持學術的國際流暢性，該書係以英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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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3月，我回到母系就職，不久中日斷交。一直到1975年夏天，接到研究室通知函，將為先生慶祝九十大壽，另外台灣關係的門生故舊也要舉行懇親慶祝會。翌年6月，渡邊正一學長再度訪台，得悉先生在年初又入院，所幸兩位公子豐三郎和裕繼續其業，書已經付梓，先生多年的宿願已了等訊息。七月初，渡邊先生歸日後立即噩耗驚傳。說是田中先生已於六月二十八日逝世。先生在逝世前，枕頭邊放置出版不久的《世界食用植物事典》鉅著一冊，以及十二年前，先生卸任加州大學客座教授時由美國帶回的柑橘品種Seminole的種子，經先生自行育苗、培育，榮退後交給三重縣之柑農桂清吉試植推廣，已開始企業化生產的Seminole果實等有關先生大往生的實況，令人不禁黯然神傷，心中那股哀怨久久難消。先生與世長辭，享年九十一歲。 先生晚年的鉅著《Tanaka's Cyclopedia of Edible Plants of the World》，可譯作《世界食用植物事典》，共有一千頁，由東京啟學出版社刊印。可說是今天世界食用植物方面收集最齊全完整的。該書收錄的食用植物多達11,000多種，依學名(拉丁名)、科名、俗名，用途和食用部分，分布、引用文獻等的順序編撰，排印以學名的A、B、C順序編排而成。這本研究食用植物的寶貴資料，將來對於解決世界糧荒問題必有很大貢獻。記得已故于景讓教授，也是臺灣大學圖書館歷任館長之一，逝世前致力於植物學詞典之編撰，也認為整理救荒本草是很重要的。他希望有人能把田中先生大著中的救荒植物，有中國名字者還原，改寫成中文，日後始能及時有效地協助國人解決農業生產不足所面臨的救荒困境。《禮記》說：「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深信必有後來者，完成于先生的願望，田中先生更是一定樂意看到這種從源溯流的工作。 執筆寫此後時時刻刻都在想先生的生前種種，烙在心底的總是第一次到府大研究室報到的那一天，先生鶴髮童顏，笑容純真，尤其一對慈祥的眼眸，給人如沐春風的感覺，當天雖然春寒料峭，我身上還穿著毛線衣和大衣，先生簡單的一句「來啊，給你介紹指導論文的緒方教授」，就似一股春風，使寒意立即消失。此情此景四十年歲月都無法忘卻。其次，自然是先生研究室裡的龐大藏書令人印象最為深刻。想起先生的書緣，難免染有悲劇的色彩。台北的藏書經歷世界大戰的動亂，已無法挽回。留日期間，先生從來不提該藏書，無法知道先生心靈深處的想法。今天，田中文庫劫後餘生，其歸屬是否是先生的遺願，更不得而知。但是田中文庫能重見天日，我確信先生地下有知，應感欣慰。因為先生是真正愛書的人，祇要藏書被尊重受愛護，其他都不是很重要的。先生的大公子豐三郎兄最近來的一封信裡提到：「父親當了一輩子讀書人，跟書籍自然特別結緣，尤其是在台北的這批父親生前視為珍寶的藏書，自己未能及時處理，被做為敵產沒收，念念難忘。」當年，日本突然無條件投降，他祇是台北高校的學生，實在不知如何處理那些藏書，既不能當家做主，又怕不處理而留置時被拋散或秤斤論兩被售光。一心祇想替父親的藏書找個暫時保存的歸宿地方，確實也做到了。祇是造化作弄，任何人都不可能代人長久保管好那麼多的善本藏書，除了圖書館之外。捐書雖非心甘情願，但是也祇有那樣才能保護那些藏書吧。如果能以田中文庫展現在新圖書館中，與世人分享，那是最理想的。雖然，心中充滿無奈，卻更高興看到藏書獲得好歸宿。 寫到此，心中有萬般辛酸的感慨，過去三十年，我最怕帶人參觀長久以來一直在總圖書館黑暗的書庫中當館藏書保存的田中文庫。感慨萬千的原因是這一批書半世紀來沒人用過，灰塵愈積愈厚，蟲蛀愈來愈嚴重。這些先生經過精心蒐羅的藏書代表他輝煌的生命歷程卻一直不見天日，讓我有無能為力之悲哀。現在，田中文庫終於有了好歸宿，我心裡非常高興。更希望先生顯靈，替自己的愛書找到絡繹於途的讀書人。 綜觀田中先生的一生，不但留下很多不朽的篇章著作，成為這世紀柑橘學界的巨人，地位不可動搖。他在資源利用，特別是在食用植物資料方面對世人的貢獻，更是難以估計，深信有一天必有無數的人將受惠於先生。 田中先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田中柑橘記念會獻給先生靈前的提摩太後書第四章，給提摩太的第二封信，最能表現先生的一生，謹錄如下：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該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 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 全文完 ) [ 緣起 ] [ 學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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